徐家良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保障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十四五”时期，我国慈善事业制度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完备的领导制度。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规定：“慈善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体现了我国慈善事业的政治属性，也是党的全面领导在慈善领域的具体实践。党的领导贯穿于慈善事业的政治方向、思想建设和组织管理中，通过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集聚社会资源，激发慈善组织活力。实践中，慈善组织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写入章程，实现了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的有机结合。

　　系统的法律框架。以民法典和慈善法为基础，我国已初步建立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一体系推动慈善事业从传统的捐赠人导向，向以慈善组织为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从事专业工作的模式转型。法律体系的完善加强了对慈善事业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保障，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多层次协同机制。“十四五”时期，慈善事业协同机制在三个层面取得进展：党政协同确保慈善政策的有效执行，央地协同实现了制度化协同与专项协同的有序衔接，政社协同促进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优势互补。这种多层次的协同机制，提高了慈善事务处理的灵活性与韧性，形成了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合力。

　　多元化动员体系。慈善动员是扩大社会参与、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机制。当前，我国已形成政府动员、社会组织动员与公众自发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动员体系。这种体系在“十四五”时期成效显著，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联动，营造了“人人慈善、随手公益”的社会氛围，推动慈善文化深入人心。

　　立体化监督制度。我国已构建起党政组织监督、监事会监督、公众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督体系。这一体系点面结合、上下联通、左右衔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慈善事业监督网络。在确保慈善活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为慈善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空间。

　　“十五五”时期，我国慈善事业面临新需求、新机遇，未来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深化社区慈善制度体系建设。近年来，上海、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已开展社区慈善制度建设的探索。还需进一步推动制度更新迭代，将社区慈善项目打造成可持续的品牌，提升社区慈善制度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使慈善资源更好地下沉基层、服务民生。

　　完善行业慈善制度体系。随着各级慈善行业组织陆续成立，其在行业规范、服务与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行业组织在人才培养、资金支持、职能定位等方面仍面临挑战。还需要建立健全行业制度体系，使慈善组织真正发挥引领行业发展的作用。

　　推进区域慈善制度协同。当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区域的慈善协作已有初步进展，但多区域、跨区域的制度协同尚待加强。还应深化区域慈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慈善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加快数智慈善制度创新。从信息化、数字化到数智化，慈善事业正经历深刻变革。然而，不同慈善组织的数智化程度差异明显，有的慈善组织信息化、数字化和数智化程度很高，而有的慈善组织刚刚进入信息化或数字化阶段，对数智工具的使用还不充分。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智慈善制度体系，推动慈善组织加快数字化转型，实现慈善事业的智能化升级。

　　随着慈善事业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慈善事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慈善事业不仅将成为财富分配的重要渠道，也将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补充，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发挥独特作用，为推动共同富裕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